所谓本命，就是人生年的干支。这种做法很早就有了，《三国志·魏书·方技传》云，管辂会算命，他过魏郡，与太守钟毓谈《易》，管辂说他能算出“君生死之日”。算生，果真“如言无蹉跌”，分毫不差，这可把钟毓吓得够呛，赶快说：“君可畏也。死以付天，不以付君。”甭给我算了，听天由命吧。医者不自医，算者则不然，管辂就能算自己。弟弟问他，大将军待你不错，“冀当富贵乎？”管辂长叹自己没那个命了，“天与我才明，不与我年寿，恐四十七八间，不见女嫁儿娶妇也”。弟弟问怎么回事，管辂列举了自己一堆短寿的特征，并说：“吾本命在寅。”果然，第二年，管辂四十八岁时就去世了。

所谓本命年，指同人生年干支相值之年，严格地说是60年一遇，但传统上以生年分为十二属，如生于寅年属虎、生于卯年属兔等，这样一来，本命年就每12年得一遇。

从前，像管辂那样，民间普遍认为本命年为凶年，犯太岁，有一套“太岁当头坐，无喜必有祸”的说法，因而把本命年视为人生中的一道“坎”，产生了穿红内衣、系红腰带等凭借“红色崇拜”以驱邪护身的民俗。本命的禁忌还有很多。《新唐书·李泌传》载：“代宗将葬，帝（德宗）号送承天门，而輼车行不中道，问其故，有司曰：‘陛下本命在午，故避之。’”德宗属马，午在方位上为南，与承天门在同一个方向，所以灵车要避开正道。但德宗没听：“安有枉灵驾以谋身利？”乃“命直午而行”。《续资治通鉴·宋仁宗皇祐元年》也有类似的故事，正月庚戌（干支也用于纪日、纪时）张士逊丧，仁宗“车驾临奠”，第二天他对辅臣说：“昨有言庚戌是朕本命，不宜临丧，朕以师臣之旧，故不避。”仁宗属狗，在平常年份每遇庚戌之日，就都属于本命禁忌，但他觉得君臣情感可以超越之。

洪迈《容斋随笔》云，白居易“作诗述怀，好纪年岁”，从没到30岁时开始直到75岁，差不多每年都有。“此生知负少年心，不展愁眉欲三十”；“莫言三十是年少，百岁三分已一分”；“寿及七十五，俸霑五十千”。这是两头的，再看中间的：“四十九年身老日，一百五夜月明天”；“青山举眼三千里，白发平头五十人”；“长庆二年秋，我年五十一”；“二月五日花如雪，五十二人头似霜”；如此等等。其中自然也少不了本命年的，“我年三十六，冉冉昏复旦”；“明朝四十九，应转悟前非”；而以甲子之年写得最多，“火销灯尽天明后，便见平头六十人”；“六十河南尹，前途足可知”；“不准拟身年六十，上山仍未要人扶”；“不准拟身年六十，游春犹自有心情”。那首“我今悟已晚，六十方退闲”，算是呼应了上一个本命年的“应悟”。应悟时而未悟，老来方悟，往往悟之已晚，该是人生的一条普遍规律了。白诗中直接提到本命年则有《七年元日对酒》：“今朝吴与洛，相忆一欣然。梦得君知否，俱过本命年。（自注曰：余与苏州刘郎中同壬子岁，今年六十二。）同岁崔何在，同年杜又无。（自注曰：余与吏部崔相公甲子同岁，与循州杜相公及第同年。秋冬二人俱逝。）应无藏避处，只有且欢娱。”自觉“我甚似乐天”的苏东坡，自然把这手也学了去，“龙钟三十九，劳生已强半”；“五十之年初过二，衰颜记我今如此”；“先生年来六十化，道眼已入不二门”；“我年六十一，颓景薄西山”云云。两人的“年龄诗”，在洪迈看来，“玩味庄诵，便如阅年谱也”。

皇帝过本命年时的荒唐事，如徽宗属狗，汴京城内乃禁止屠狗；元仁宗属鸡，天下乃不准倒提鸡之类，拙文曾有道及，此处不赘。辽代的本命年极有特色，又称再生礼或覆诞礼。《辽史》载，此礼“每十二年一次，行始生之礼，名曰再生”，但是，“惟帝与太后、太子及夷离堇得行之”。夷离堇，“统军马大官”也，寻常人物不能过。过的时候仪式非常繁琐，而且不是到了本命年，更不是在生日的那一天，就皇帝来说，是“本命前一年季冬之月，择吉日”。前期，先要在“禁门北除地置再生室、母后室、先帝神主舆”，还要“在再生室东南，倒植三岐木”。到吉日那天，“以童子及产医妪置室中。一妇人执酒，一叟持矢箙（箭袋），立于室外”。然后，“皇帝出寝殿，诣再生室。群臣奉迎，再拜。皇帝入室，释服、跣。以童子从，三过岐木之下。每过，产医妪致词，拂拭帝躬。童子过岐木七，皇帝卧木侧，叟击箙曰 ：‘生男矣 。’”等于把皇帝降生的情景重新模拟一遍，主演就是皇帝本人。大家过足了戏瘾之后，皇帝还要大赦、宴群臣。

本命年的习俗丰富多彩，即便从今天看来属于糟粕的成分中，也能一窥传统世界观之端倪。因此我们要以敬重的心态对待它们，不能轻易地嗤之以鼻就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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